其他
刘春荣，贾铁英 | 中国共产党创办高等教育的文化自信——从湖南自修大学到陕北公学的案例研究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最基本、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文化自信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新时代做出的重大理论创新。201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我们说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定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政党对自身文化理想、文化价值的高度信心，对自身文化生命力、创造力的高度信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涵盖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自信等内容，这一重要论断的提出基于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取得的伟大成就、基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也基于中国共产党一路走来的艰难探索。
对于文化自信的研究，概况来讲可以分为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两个方面。在理论研究方面，研究者重点研究了文化自信的内涵、基本内容、历史渊源和现实基础，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研究尤为集中。如，沈壮海的专著《论文化自信》从内涵、战略意义、辩证思想、体系建设等方面解析文化自信，并从历史和现实两个视角对文化自信的发展历程进行观照，指出不断增强的文化自信与文化自觉是我国文化建设的鲜明特征；陈晋的《文化自信：历史由来与重塑之路》认为文化自信有三重内涵，即文化自知、文化自行、文化自新。文化自信的建立是一个动态历史过程，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经历了文化自信的缺失和重塑两个阶段，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提倡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文化”为我们重塑文化自信奠定了基本路向。潘信林、杨若楠的《毛泽东对文化自信的探索与贡献》进行了相对细致的考证和研究，提出毛泽东文化自信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传统文化在中国社会历史巨变的伟大实践中交汇而成的，是坚定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思想宝库。在应用研究方面，研究者着重于各行业相关领域尤其是教育领域如何具体践行文化自信。如：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方面，有刘玲的《文化觉醒与文化自信：大学生文化自信培育》、张亚席的《文化强国视域下增强大学生文化自信的价值意蕴与实现路径》；语文、音乐等学科课程体系构建方面，有毛为的《培养民族音乐文化自信是我国音乐教育的首要任务》；幼儿教育、少数民族地区教育方面，有邱水平《在滋养民族心灵、培育文化自信中发挥引领作用》等。总体而言，由于文化自信的提出对于学术界还是一个较新的研究领域和话题，相关研究成果中，理论研究视野宏阔的系统梳理并不多，应用研究则比较分散，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结合还不够紧密。缺乏对文化自信形成历史的细致梳理和深入挖掘，尤其是结合教育史对文化自信进行深入研究、对中国高等教育内生机制和内涵发展深入思考的成果更为鲜见。本文将尝试在此方面有所突破。
对湖南自修大学和陕北公学的学术研究由于聚焦于个案，相对于文化自信的研究来说，虽然历史更长，但研究成果较少。对湖南自修大学的研究近年则更为稀少，即使在湖南自修大学建校百年的2021年也没有掀起研究热潮。近期的相关代表性成果包括胡为雄的《毛泽东对中国教育的重大贡献》，梳理了毛泽东对于中国教育的11个方面的贡献，同时提出创办湖南自修大学在毛泽东的教育实践和教育思想发展历程中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标志着毛泽东教育思想的成型；其他还有文献学方面的研究，如王咏梅的《毛泽东创办李达主编的〈新时代〉月刊》、何梦茹的《〈新时代〉月刊在建党初期的贡献及其影响》，对湖南自修大学校刊《新时代》进行了梳理，对其在党建和教育上的意义和作用进行了研究。关于陕北公学的研究随着近年来高等教育领域对红色基因的挖掘，渐趋丰硕。陕北公学等延安高校的后身高校组成了延河联盟，推动了相关研究进一步发展，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包括靳诺的《传承陕北公学血脉始终奋进时代前列》、刘复兴的《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干部教育的实践及经验——以陕北公学为例》、张晓萌的《延安时期党创办高等教育的历史经验——以陕北公学为例》、游海华等的《造就抗日救国先锋:陕北公学的干部教育》等。上述对于个别学校校史的研究没有仅仅就事论事，而是将校史研究放在新时代立德树人的教育价值追求之下，这一点本文将继续发扬。但上述研究成果由于在阐发过程中聚焦的案例比较单一，缺乏历时和共时的纵横比较，研究的延展性不强；同时由于案例单一、研究切入视角也比较雷同，对于教育的文化价值关照也不够，这些薄弱方面本文将给予重点研究。
中国共产党自建党伊始就对高等教育非常重视。不少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来自高等学校，在高等学校建立早期党组织。在中国共产党的百年组织建设中，改造、利用既有高等学校，创办、兴立适应革命和建设需要的全新高等学校，一直贯穿始终，是党领导高等教育的两种重要实践，塑造、形成了中国高等教育当今的发展成就和基本面貌。“理论-政策-实践互动机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与建设事业的历史性经验与成就。”湖南自修大学和陕北公学作为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兴办高等教育的早期实践代表，具有典型意义。这种典型意义不仅在于其对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的实践，还在于其对中国本土教育思想的创造性利用和创新性发展，以及由此体现出来的文化自信。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老一辈革命家虽然没有明确提出过“文化自信”的概念，但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长期实践中，对此作出了重要的探索和贡献。尤其是毛泽东创办湖南自修大学和指导创建陕北公学的过程，深深地凝结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自信和文化自信。总结回顾毛泽东同志等老一辈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的“本土性”和“先进性”，从中国高等教育自身发展逻辑出发，深入理解并践行“扎根中国大地”的办学理念，对在教育领域全面树立文化自信具有较强的借鉴和指导意义。
中华民族历来重视教育，将教育视为民族生存、国家安定的命脉，早在几千年前，中国就将教育列为国家事业，建设国家首先要开展教育。这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教育价值理念，深刻影响了毛泽东同志和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人。“毛泽东一生对于教育投入了极大的关注，他对教育的关心在许多大政治家中都是独树一帜的。要想了解中国现代教育，就无法离开对毛泽东教育思想与实践的了解。”
毛泽东早期教育思想深受中国本土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的影响，优先发展教育和教育救国是他早期教育思想的明确主张。在1918年创办新民学会时期，毛泽东教育救国的思想就已初露端倪；至1919年，随着“问题研究会”的兴办，毛泽东教育救国的思想则更加明确，《问题研究会章程》有对教育问题极度重视的清晰表述。他早期的优先发展教育和教育救国思想的哲学基础，主要来源于中国本土教育哲学和教育实践，并适当吸收了“五四”以来流行的实用主义教育理论。毛泽东早期的教育思想有浓厚的本土基因，注重实践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王光祈在主持少年中国学会时曾与毛泽东共事，他评价毛泽东“颇重实践，自称慕颜习斋之学主实行”。“实事求是是毛泽东贯其一生的价值追求，体现在毛泽东文化自信思想上就是客观性。客观性主要体现为客观看待中外文化，既不妄自菲薄，也不骄傲自满，而是坚信中华民族文化的价值所在，同时又积极学习国外先进文化成果。”有很多学者认为，对西式学堂弊端的清醒认识和尖锐批评、“平民教育主义”“三育并重”“身心完备”“自动学习，自由研究”等教育理念的坚持，贯穿了毛泽东的一生。
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外，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成为毛泽东文化自信的引领。五四运动以后，“中国产生了完全崭新的文化生力军，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毛泽东说：“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一方面能够清醒、客观地认识到教育的现实问题以及发展短板所在，表现出一定程度的主体的自省；另一方面能跳出现实的忧虑，进行积极有为的价值判断和行为选择。
1921年湖南自修大学的创办，是毛泽东早期教育思想在高等教育领域的一次集中实践。该自修大学由毛泽东、何叔衡、易礼容3人创办，其不同于同时代大学的最重要特征就是借取古代书院的形式纳入现代学校的内容，“以期发明真理，造就人才，使文化普及于平民，学术周流于社会”。其办学体制在西式大学崛起、名流辈出的20世纪20年代堪称一股清流，蔡元培盛赞其“可以为各省的模范”，毛泽东也自视其为“在中国现在‘大学狂’潮流中，可算最实际的教育制度了”。湖南自修大学办学模式的先进性，即使以今天的眼光看来仍然具有较强的借鉴价值。湖南自修大学的教育实践融合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及教育思想、革命文化及革命教育等内容，对其后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路径提供了一种新方向，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新民主主义高等教育的萌芽。虽然湖南自修大学存在时间并不长（1921~1923年），但毛泽东在高等教育领域的探索一直没有停歇，1924年湖南自修大学停办不久，毛泽东旋即在湘江学校开办农村师范部。此时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随着共产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以及苏俄教育经验的引进和传播，逐渐在中国共产党党内被广泛接受，并在一些方面形成共识。基本的理论包括运用唯物史观阐述教育的起源、作用、职能和变迁，用阶级理论分析教育的本质，提出教育为改造社会服务，教育向工农开门并与生产劳动结合等等。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从宏观上解决了教育价值问题，较深刻地回答了教育是什么，教育为什么。从1927年中国共产党领导土地革命开始，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得以在实践中落地生根，开花结果。苏区时期，大学主要以干部教育为主，代表性大学包括中国工农红军大学（1933年创办）、苏维埃大学（1933年创办）、中央农业学校（1933年创办）、高尔基戏剧学校（1934年创办）等。到了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创办的高等学校顶着敌人的炮火，自强不息，长足发展。仅延安地区就创办了“三十多所高等学府或职业学校性质的干部学校”，其中最著名的大学包括抗日军政大学和陕北公学。
陕北公学1937年诞生于延安。从酝酿创办直到1939年并入华北联合大学，该校一直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亲自指导支持下办学，可视为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实践的一个典型范例。毛泽东曾经10次到陕北公学作报告，多次题词，并在不同场合对陕北公学进行过高度评价，认为“陕公是中国社会进步的一幅缩图。”他亲自为陕北公学延揽师资、广招生源、筹措经费，曾被师生们亲切地称呼为“毛教员”。可以说，这所学校从酝酿创办伊始就凝聚了毛泽东关于高等教育的理念和情怀。在形式上，陕北公学的最初设计并不是和抗日军政大学类似的干部培训学校，而是一所私立大学，中央档案馆藏有毛泽东关于陕北公学办学性质的一份简短阐述。虽然后来陕北公学并未按毛泽东最初意愿筹办，但关于学校最初的设想仍然投射到其之后的办学模式上，孵育出后来的华北联合大学、华北大学直至中国人民大学，做出了革命教育——国民教育——现代教育的关键性转变。对陕北公学办学性质和办学力量的转变，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上的《论新阶段》政治报告中曾提到，“在一切为着战争的原则下，一切文化教育事业均应使之适合战争的需要……创设并扩大增强各种干部学校，培养大批的抗日干部。”这可视为对陕北公学等一批战时学校办学方针和办学成绩的总结和肯定。陕北公学设想的初衷及其之后由于现实原因做出的调整，既是理想与现实的结合，也是历史选择的必然。
湖南自修大学和陕北公学共同体现了毛泽东所倡导的教育价值追求：（1）优先发展教育，坚持教育救国；（2）坚持实事求是，扎根中国大地，批判性吸收中外教育所长；（3）面向基层建构，鼓励自学与实践。这些价值追求及其引领下的实践探索，包含着文化自知、文化自行和文化自新，共同构成了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在教育领域文化自信的基石，并逐步被中国共产党创办的新型高等教育实践所认可，成为当代中国高等教育文化自信的重要思想根基。
从中国的高等教育史上看，陕北公学和同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创办的其他学校和教育机构一样，是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关于教育的实践与探索，一般被归入新民主主义教育范畴。这些新民主主义教育范畴的高校，伴随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进程的不断推进，逐步汇聚发展成今天的众多高等院校，成为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的重要源头。这些大学既不是纽曼的大学，也不是洪堡的大学甚至不是苏联的大学，在20世纪“欧洲大学凯旋”的时代，它独辟蹊径，为中国大学注入更多的本土基因。陕北公学及其代表的一类学校，是中国共产党和一批最优秀的知识分子在特定的历史情境下相互感召的产物，这里面既有中华民族传统高等教育的精髓，也有知识分子开眼看世界之后的新探索，更有中国共产党人的独特创造。这些中国共产党人早期创办的高校因为其教育救国的价值取向、对时代进步和社会变革的率先响应以及教育理念和方法上的超前性和创新性，得以在世界高等教育舞台上大放异彩。其关于理想信念的教育、关于民族复兴的担当，以及从本土出发的文化自信，不仅为世界提供了一份新兴国家教育崛起的中国方案，也将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更加发扬宏大。
从湖南自修大学到陕北公学，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开辟了与西方大学精英教育模式不同的高等教育路径。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批判继承中国古代教育思想精华，根植中国革命实际，吸收国际先进经验做法，通过牢牢把握教育的外部规律和内部规律，即教育与社会发展关系的规律、教育和人的发展关系的规律，谱写出了独具特色、充满文化自信的教育方案。
（一）外部规律之一:教育的现实性与政治性
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认为，教育是不能脱离现实生活而存在的，它总是随着社会的需要而产生和发展。在阶级社会里，统治阶级利用教育培养统治人才，维护统治；被统治阶级也总是利用教育培养革命的战士，为取得革命的成功扎牢人才根基。“中国共产党建立后，就十分强调教育不能脱离政治，不能脱离生活。重视教育必须为革命的政治斗争服务，要为当时的革命斗争和生产建设（特别是在苏区和解放区）服务。”
湖南自修大学提出不办一所纯粹学术的大学，其目的是为“改造社会”做准备。一方面，学生“不但修学，还要有向上的意思，养成健全的人格，煎涤不良的习惯，为革新社会的准备”；另一方面，学生须明确“我们的目的在改造现社会，我们求学是求实现这个目的的学问”。湖南自修大学传播革命思想、动员社会力量、凝聚革命人才，成为湖南人民革命的大本营。学校培养出一批杰出革命骨干，他们在湖南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和农民运动中起到了发起者、组织者作用，在中国共产党奋斗史上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陕北公学的培养目标是“要造就一大批人，这些人是革命的先锋队。这些人具有政治远见。这些人充满着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陕北公学的教育使命是为抗战和民族解放事业培育人才。坚持革命的教育方向，培养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要求这所大学必须将思想政治教育作为教学的重中之重。诚如陕北公学校长成仿吾所说，陕北公学的教学内容是“七分政治，三分军事”。一方面，多种形式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和宣传，开设《马列主义》《科学社会主义》《辩证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革命运动史》等课程；另一方面，结合斗争形势，开设形势与政策方面的课程与讲座，并邀请中央领导和实际部门工作同志兼任教员，仅《毛泽东年谱》记载的毛泽东在陕北公学授课和讲话就多达10次。成仿吾后来总结道，“我们的政治教育从教学内容到教学方法都和旧学校根本不同，我们在教学实践中逐步形成了一整套革命的教育制度和教学方法，这在中国教育史上是一个创举。”在这样的环境下，学生的意志得到了磨炼，政治情操得到了陶冶。“延安时期的高等教育培养出了一个饱经艰苦环境磨炼，有远大革命理想，有明确学习目的，自治、能力强，有组织能力，有才干，特别能吃苦耐劳的学生群体。这是一种伟大的力量，也是延安时期宝贵的教育经验中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二）外部规律之二:教育的社会性与人民性
“有教无类”蕴含着最基本的教育公平思想，是中国教育思想中的古老智慧和古老实践。对于那种将“庙堂”和“民间”隔绝开来，自圈象牙塔的教育行为，毛泽东是坚决反对的。譬如在《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中，毛泽东旗帜鲜明地提出自修大学“为一种平民主义的大学”，一是向有志青年广开门路，打破官办大学极严峻的程限；二是撕破知识和学问高不可攀的神秘面纱，学术公开，使其走向平民社会；三是“不须多钱”，学习方式灵活简便。湖南自修大学学员最多时达到200余人，分布于各行各业。陕北公学则更是“一所统一战线的学校”，毛泽东曾在《援助陕北公学》中题写：“陕北公学是属于中华民族的，因为她为着抗日救亡而设，因为她吸纳了全中国乃至海外华侨的优秀儿女。”他本人曾致电多地八路军办事处指示招生工作：“可介绍最好的学生三十人来陕北公学，贫苦的可免收学费”“凡纯洁、坚决、吃苦耐劳者不拘年龄、性别、职业、学历均可北来入学”。
“回顾陕公的全部工作，最重要的一点经验是我们较好地贯彻执行了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我们为一切要求抗日的知识分子敞开大门，广泛招收他们前来学习……陕公对知识分子的使用是大胆放手的……在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陕公的干部政策、人事制度，都是以有利于干部的成长、使用为出发点，任人唯贤，量才使用，大胆提拔。学员一进陕公，两三个月就入党，三五个月就提干。党把他们放在重要岗位，让他们肩负重任，在炮火中、在大风大浪中锻炼成长。延安培养了中国一个时代的革命骨干，陕公为此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坚持群众路线，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实行“民众”教育更是陕北公学为民族解放事业积累的宝贵经验。陕北公学不仅开设了《民众运动》课程，教导学员开展民众运动，还经常组织学员参加生产实践，培养同劳动人民的感情。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陕北公学培养了6000余名干部，“分布在全国各个战场、各条战线，在革命战争的烈火中，在群众运动的激流中，锻炼成长”。
（三）内部规律之一：知行合一与人的身心发展
在科举取士的中国封建教育体制下，甚至在近现代西式学校教育中，由于将“劳心”和“劳力”截然对立，以及对“形而上”的推崇和对“形而下”的贬抑，身体健康和劳动向来是不受重视的。但对于教育而言，尤其对于教育“养成”来讲，身体健康不仅是一种生理事实，更是包含丰富文化心理内容的社会存在。在对身体实施规训的同时，某种规范和标准同时也被引导进入人的思想和意识之中。它通过多种严格的外在手段,进行一系列教育养成;包括对身体健康、行为举止和思想意识等方面一系列的要求与监督，使行为教育与认知教育相辅相成，保证一种浸润式的教育效果。在湖南自修大学创办之前，毛泽东就曾在《体育之研究》中提出“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并在系统阐述德、智、体三者关系时，提出“体”是知识和道德的承载和寓所，对“身体”给予同时代其他教育家前所未有的重视。到了自修大学时期，他更加强调除了知识学习外，学生还要有向上的意思，健全的人格，良好的习惯。
对于生产劳动的重视，也是马克思主义教育学的独到之处。马克思曾指出：“生产劳动同智育和体育结合，它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湖南自修大学组织大纲》特别提出劳动教育，以实现脑体之间的均衡发展。学校还配备“艺园、印刷、铁工等”适用于生产劳动的设备，以达到劳动教育的目的。陕北公学则秉承“四育”教育理念，政治教育、军事教育、群众工作教育、劳动教育相结合。学员因为信仰而被召集起来，政治教育强化了这种信仰。除了政治教育采取传统形式的课堂模式较多外，军事教育、群众工作教育、劳动教育都采取非课堂教学模式。陕北公学对学员实行军事化管理，严格的程式化的饮食起居一定程度上在对身体进行规训的同时，也潜移默化地完成了政治教育、信仰教育等。
（四）内部规律之二：自律自主与教育的内在性
学思结合、及时施教、启发式的教育方法，是中国教育教学传统中的古老智慧，湖南自修大学将这一传统发扬光大，实行独特的教学制度、方法和课程。《湖南自修大学组织大纲》开宗明义提出，“取自动的方法，研究各种学术。”所谓“自动的方法”即是“自主的方法”，就是学员各自制定课程表，自己选定研究学科，自己研读、思索，然后和志趣相投的学员组成各种研究会，将自修和集体学习相结合。课程类型分为特别授课、函授指导和特别讲座，除英文作为特别授课进行课堂学习之外，其他课程均无程式规定。学员修业年限不定，修毕一科，成绩合格，给予证书。陕北公学的教学方法也是重点讲授、自学为主、集体互助。学习指导委员会吸收各学员队队长参加，集体确定教学计划；在教学过程中，提倡自由辩论，学员可以就教员讲授内容质疑辩难，以改进教学，促进教学相长。“革命的理论和政策首先通过教员讲授，但要使学生深入理解，并且指导他们未来的工作，就必须经过学员自己的思考和集体讨论研究……因此上课时间不是很多，每天约三小时，最多五小时，其余时间是自学和集体讨论。”在学员管理上，陕北公学提倡自学自治的精神和自觉遵守纪律，学员队既是教学单位又是学员自治单位。这种注重激发学生学习自主性的民主教学的形式一直被毛泽东所认可。上海大学、黄埔军校甚至西南联合大学也借鉴了这种教学方式。关于自修、自治、自立、自强的精神，毛泽东在晚年仍然不断提及。他在1964年严厉地批评了唯分数论：“不要把分数看重了，要把精力集中在培养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上，不要只是跟在教员的后面跑，自己没有主动性……”
中国教育传统有几千年的历史，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教育之前，总体上讲是封建或半封建半殖民主义的，只有中国共产党用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武装头脑，领导教育之后，中国教育传统的性质才得到根本改变，成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的教育传统。五四运动之后，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教育思想在中国大地上萌芽，中国共产党创办了以湖南自修大学为代表的高等教育；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时期，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教育思想进一步凝练为新民主主义教育思想，中国共产党创办了以陕北公学为代表的高等教育。中国共产党早期创办高等教育是在对中华传统文化有深刻自省的基础上，以革命文化为精神支柱和主要动能的革故鼎新的实践探索，这种动态发展进程，随着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建立，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强国的历史进程不断升华。从湖南自修大学到陕北公学，回顾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关于高等教育的早期探索和实践，可以发现那个时期提出的教育理念，与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六中全会提出的“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更好地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等重要论断，是一脉相承的。“与中国文化传统一样，从纵向的中国发展历史来看，中国教育传统在两个阶段（封建主义阶段、新民主主义及社会主义阶段）中发生了质的变化；从横向与别国的教育相比，中国教育传统又有中华民族的特点，前后是有着继承关系的。”这构成了我们“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的重要文化基础。
从湖南自修大学到陕北公学逐渐确立起的新民主主义的高等教育原则，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创造性改造和创新性发展，批判其封建糟粕，吸收其中具有时代精神的精华，形成了至今影响深远的新的教育传统。在陕北公学后来发展出的高校身上，这种新民主主义教育原则逐渐成熟。陕北公学的后继高校——华北大学明确提出“建立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中心”的口号，校长吴玉章提道：“它是在坚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基础上，从中国这个民族的特点出发，吸收近代革命以及中国共产党极丰富的经验，经过科学的缜密的创造而建设起来的。”华北大学的教育目的和方针即培养新民主主义革命与建设的干部。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教育基础上提出了社会主义教育的根本原则，即“各种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这一社会主义教育原则经过不断发展丰富，延续到今天，成为中国发展高等教育的法宝，社会主义教育原则的提出深刻体现了“四个自信”尤其是文化自信。从湖南自修大学到陕北公学，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办大学、领导高等教育的中国实践和中国方案，对当下的教育发展有深刻启迪。
（一）坚持将“立德树人”作为教育根本任务
从湖南自修大学到陕北公学的教育实践，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在早期创办高等教育过程中对德育工作的重视，德育虽然在当时没有形成系统性表述，但在教育实践中已经有充分的体现，具体表现为对教育的现实性和政治性的充分重视。教育性质问题是教育的基本问题，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对教育性质的认识渗透了中国教育传统中“家国教育”“经世致用”的现实主义精髓，根据中国国情对马克思主义教育学说进行了发展，将教育的政治性具体地结合到为以工农为主的人民大众服务，为革命斗争服务，为民族独立服务，从而使教育的政治性与人民性进一步结合起来。教育的政治性还体现在教育领导权上，即全面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反映到教育内容上即强化思想政治教育。这一要求一直贯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的始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教育的政治性更加充分体现为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坚持“立德树人”的教育根本任务。
（二）坚持走群众路线，“教育为人民服务”
陕北公学作为一所统一战线的学校，是中国共产党创办的较早的带有国民教育性质的大学。教育公平是社会主义教育的另一个显著特点，也是社会公平在教育领域的延伸，是教育人民性的一个重要体现。中国共产党人一贯注重教育公平,比如毛泽东提倡办学模式多样化，办学体制多样化，不仅要办正规的小学、中学、大学，也要办业余的小学、中学、大学；不仅要加强普通学校，也要办职业技术学校；不仅要办全日制学校，也要办各种半工半读学校。这符合中国当时的国情，体现了教育公平的原则。今天，尽管教育公平的内容和范畴已经发生巨大变化，但教育不平衡的问题仍然存在，如城乡间教育的不平衡、地区间的教育不平衡、不同阶段教育之间的不平衡。“办人民满意的教育”，促进教育公平仍是我国推进教育现代化的重要目标。正是从这个角度，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六中全会提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教育，“努力让每个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等任务。《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实现教育现代化实施路径中也提出以“总体规划，分区推进”的战略为指导……有针对性地提出解决方案”。
（三）坚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实行德智体美劳全方位素质教育
中国共产党人早期高等教育理念，提倡知行合一的身体实践，倡导德、智、体三育并重,是我国现代教育体制改革的伟大创举。从抗战时期的革命根据地开始,到新中国成立初的教学改革，从小学、中学到大学,由于全面贯彻德、智、体三育并重的教育指导思想,使我国教育事业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尤其是对体育和劳动教育的重视，是对当时中国教育传统的历史性改革和突破，深刻地体现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教育原则。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含义，既包括教育发展与生产发展的必然联系，也包括理论与实际的必然联系，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必然联系。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作为马克思主义教育的基本原理，是贯穿在培养全面发展的人的全过程的指导思想。教育与劳动结合从根本上讲，就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新中国成立后，一直把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作为教育方针的一项重要内容，“青年学生和工农结合，参加生产劳动，是改造世界观和学到实际技术知识的重要途径”。
在教育方法上，中国共产党人早期的高等教育理念中就提出自律自主的自修形式，将学生置于教学过程中的主体地位，注重学生个性的自由发展。本质上是以人为本，使受教育者的知识和能力在符合社会发展需要的基础上，一定程度地弘扬个性发展,协调整合社会本位与个人本位的教育价值取向，从而激发受教育者自身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并最终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这一教育目标。对于人的全面发展，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六中全会再次提出，“发展素质教育”“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著名教育家、中国人民大学老校长吴玉章曾说：“要用历史事实粉碎那种认为在战争环境和在敌后农村中不能办大学，以及在解放后共产党不能办正规大学的谬论。”因此，一定要历史地看待中国共产党在成立早期以及革命战争年代形成的教育哲学和教育理念对中国本土高等教育思想精华的继承和发展，以及对西式高等教育的利用和批判，辩证地审读其中包含的实验性、探索性和先进性，对这种本土探索做更多深入细致的研究。结合中国共产党创办高等教育的历史实践，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六中全会提出的教育要求，更好地体悟办“人民教育”的初心，扎根中国大地，以昂扬自信的状态迎接教育强国的到来。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不收取任何形式的审稿费、版面费；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唯一投稿途径为云南师范大学官网学报编辑部https://xbbjb.ynnu.edu.cn/zsb/CN/1000-5110/home.shtml。